​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

創作緣故：為什麼是梁山伯與祝英台？

 

劇場導演林奕華說：「 也許每段人生都是「前世今生」的未了因緣。」

 

多少人遇上「梁山伯與祝英台」，可能不會把它跟所有民間故事分別開來，但在一九七四年，一部重新在香港上映的黃梅調電影 《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一闕名叫《梁祝》（1958）的小提琴協奏曲，同時走進碰巧也是離家求學的一個少年的生命裏，更不謀而合的是，一位「同學」的出現，給十六、七歲的他，帶來往後從事創作的契機：那位同學喜歡出課本的問題「考」他，他喜歡以自行創作的謎語「敲」那位同學，一個「一本正經」，一個「意在言外」，一個在「學問」，一個在「問學」，多少二人共渡的時光，在往後林奕華的作品裏，轉化成永恆的比喻：「你願意當我的「同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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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同學很年輕便病故，但他留給林奕華一部音樂劇作品《梁祝的繼承者們》（2014）。是音樂劇，由於梁祝的情愫行雲流水。但又不只是音樂劇而是「再思reThink 」音樂劇，因為林奕華沒有忘記兩個少年在一起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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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為什麼？」，他就問「為什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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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緣起：為什麼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不是祝英台與梁山伯？

 

劇場導演林奕華說：「為什麼沒有公開考試把這個問題當中文作文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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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新劇的名字是 《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術館》。「祝英台」 是唯一出現的人名，沒有了對仗的「梁山伯」，但多了一個「我」，所以，「梁山伯」是我？ 「我」是梁山伯？

這個「我」，如是提供更多「負空間」給人想像： 祝英台的「現」，是不是對照梁山伯的「隱」？祝英台的「夢」，是不是對照梁山伯的「醒」，祝英台的「剎那」，是不是對照梁山伯的「漫長」？祝英台的「我」，是不是對照梁山伯的「他人」，從此一個論一個辯，一個逐一個逸，糾結皆在「我是誰」。

 

是因為任何時代的人，都要面對「那個年輕的我那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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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任何時代的人，都要面對「曾經有雙翅膀的我，能否找回一起翩翩的另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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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祝英台」是浪漫的，「我」怎樣才能「追」到祝英台？如果「追求」是浪漫的，祝英台怎樣才能追到「梁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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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提似乎是，追求還會存在嗎？見面還將存在嗎？約會還會存在嗎？美術館還會開門嗎？

 

答案可能就在怎樣還能留住「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