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一一》來問:什麼是未來?——徐硯美

《一個人的一一》 創作概念


在疫情之下誕生的《一個人的一一》:洋洋與大田先生


2020 年的 12 月,演出《一個人的一一》的兩個演員從台北飛往香港,當時正值疫情的高峰,一行人在過去幾年中頻繁地隨著劇團到各地巡迴,大大小小的機場、動車、高鐵站走過超過數十個,卻仍舊被眼前的景象震撼。白色的帆布覆蓋住地板,商店街全都拉下鐵閘,鋼製的柵欄將過往的登機門的通道全都圍住,劃分成新的動線,穿著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嚴謹且嚴肅地將人分流,一道一道的手續,其中包括檢驗,以及扣上十四天都不能拿下的手環,然後,緊接著就是十四天的酒店隔離。


這些經歷,打破了很多地域性的文化隔閡,全世界都受到疫情影響的同時,隔離,也幾乎成為了全世界需要跨國移動的人們的共同經歷。現實鬆動了我們既有的習慣,也重新定義了:移動、交流、溝通、相處……所有需要與人接觸的形式。


我們從「隔離」這兩個字,找到了與電影《一一》中小男孩洋洋的心境,他的孤獨,他與大人世界之間那道若有似無卻難以橫越的鴻溝,楊德昌導演讓這個角色在整部電影當中,成為一條自己流動的河流,一種平行的存在,對比爸爸NJ,媽媽敏敏,姐姐婷婷,甚至是小舅阿弟,舅媽小燕以及阿弟的舊情人雲雲阿姨,洋洋從未能介入他們的困境,但他卻是在所有有著困境的角色之中,獨自探索,獨自前行的「實驗家」。


在創作《一個人一一》的五週當中,我們反覆地辯證、擴增「隔離」這兩個字的意義,從現實當中防疫的隔離,到電影中洋洋與眾人的平行時空,到與兩位演員花很長的時間,談論自身的童年經驗(王宏元從小就在一間電器行長大、黃俊傑從小就在一個菜市場邊長大),於是,演員本身,也找到了與洋洋這個角色的連結。隔離也包括了現代人對於情感、思考的封閉性,導致記憶與經驗的貧乏,甚至我們直指「膚淺」與「反智」如何讓現代人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將自己與他人隔離。


從而,我們找到了電影《一一》提出一個非常「現代性」的問題──


甚麼是未來?


當首席創作顧問彭鎧立向導演林奕華提出「洋洋可不可以是一個機器人?」的提問的時候,這個想法,經過了整個創作的過程,我們找到了最好的連結點,就是 A.I.。洋洋的孤獨讓他成為了自主學習的實踐者,正如同人工智能提供給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啟示,也就是電影《一一》中,大田先生對 NJ 說的:


I teach my self.」。


所以,從電影《一一》重新詮釋的《一個人的一一》,是一部沿著實驗、隔離、社會現象(特別是社群網路與媒體)、童年、人工智能、自主學習辯證出一體兩面的「人類未來」的作品,一個就是「主動」所帶來的未來;一個就是「被動」所帶來的未來,而在所有科技與環境都是相同的情況下,人,作為作出決定的主體,卻也是決定自己到底是決定自己的未來,還是,被決定自己的未來。


正如同洋洋在婆婆的告別式上讀的那一封信,究竟是「我要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還是「別人要來告訴我,我不知道的事」。


以致,上述所說《一個人的一一》當中所有的元素,也都在主動與被動的選擇之中,有了不同的意義:


實驗可以是結果,也可以是過程;


隔離可以是孤立,也可以是獨立;


社會現象可以是亂象,也可以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