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祺豐×林奕華×伍宇烈 寶玉,你好 何處不是大觀園?_文匯報

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繼《什麼是舞台》及《人約吉場後》後,西九將與林奕華第一次全面合作,一同創作劇作《寶玉,你好》。香港舞蹈家伍宇烈將與台灣演員王宏元在西九自由空間中隔空上演賈寶玉對上甄寶玉,邀觀眾一起遊覽「大觀園」。虛虛實實中,真真假假下,寶玉究竟是誰?又是誰在大觀園中迷了眼?


聯合導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劉祺豐記得,2019年時他曾有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和林奕華「困在」自由空間日日工作。「當時在準備Anna Viebrock(《什麼是舞台》系列第三章,後因疫情後續活動中斷),然後又是時一修的《開課:時老師自修室》。」有一天,林奕華給他描述起《紅樓夢》中寶玉出家的畫面,「一個人,大觀園,落着雪。我說:OK, this is the future。這就是我們,站在一個階段,看不到未來的路怎麼走。」從自由空間一樓的露台看出去,是海邊方興未艾的西九文化區。寶玉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景象重疊上來,那詭異的不確定感衝擊不可謂不強烈。「但這也是為什麼我來西九,因為西九是近30年來無論歐洲、亞洲或其他地方都從來不會發生的,是那麼特別的想法--尖沙咀區填回來的地,被定義為一個文化區,這是很特別的架構。」當《寶玉,你好》開始創作,《紅樓夢》的絲絲縷縷不斷滲進來,「比如說,裏面講怎麼管理一個『大觀園』。哇,這好像就是我現在人生每天在做的事情。」劉祺豐大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觀眾來西九看《寶玉,你好》,就是來了大觀園了。」


同樣是2019年,林奕華去東京,看到了teamLab的體驗式互動展,「是否可以把自由空間大盒變成teamLab?」他把這想法放進《寶玉,你好》,「觀眾來到,就像在teamLab。我們運用鏡子的元素,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比喻性的,讓他們『照』自己。」出了劇院,外面的現實又是另一重對照。把「大觀園」的概念拉進來,被處理過的花園呼應劇中的體驗,「其實還是關乎現實與虛幻,你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


兩個人的 「solo」

《寶玉,你好》講的還是《紅樓夢》的故事嗎?是,又不是。

演出的故事中提到,靈感來自《紅樓夢》中賈寶玉與甄寶玉的兩次相會。到了劇場中,香港舞蹈家伍宇烈與台灣演員王宏元利用錄像與網絡科技連線,身處兩地的二人共同完成一齣「兩個人的獨角戲」,觀眾則可以在場內自由走動。


「什麼是舞蹈?什麼是對手?又什麼是自己?」林奕華這樣描述作品的呈現。早前,兩位演員在香港一起排練時創作團隊拍下了許多素材,經過剪輯,再結合到時現場的演出,觀眾不會覺得自己看的是跳舞,而是兩個表演者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是什麼樣的人。劉祺豐則說,來看《寶玉,你好》,首先要撇除傳統看故事的想法,他形容演出更像是一個「電影、聲音與肉體的裝置」。「觀眾的角色很重要,觀眾要做很多的選擇,一個空的劇場可以延伸很多不同的力量。觀眾一進來,真的看到一個白茫茫的劇場時,會發生什麼?」屆時,現場的投影與聲音經過特別的設計,「觀眾要不停想這是什麼,有時又會像小孩子一樣哇出來,然後原著又會不停地滲在環境中,是非常緊湊的體驗。」


在疫情之下來呈現這個作品,對劉祺豐而言亦尤為重要。「我們怎麼看自己,有沒有機會真正認識自己,是很重要的步驟,尤其當我們現在要面對一個暫時沒有看得很清楚的未來。《寶玉,你好》通過很多技術也好,Yuri的演出也好,宏元的聲音也好,其實是不停反射,讓觀眾面對很多的『不同』。因為現在我們很容易被那些『浪』推到只能看到一件事情或一個角度,但人生不是這樣的。因為有了社交網絡,我們已經忘記了有其他可能性,因為要追求認同,要一致。我們探索的未來,其實是多樣性的, 多種聲音的,同一時間有很多不同事情的。然後再回到我們自身--想怎麼看,想有什麼樣的選擇?」


Turn the Page!

《寶玉,你好》成形於2021年,但種子其實很早就埋下。在劉祺豐的印象中,2015年時他和林奕華已經開始斷斷續續地談。後來西九與林奕華一同合作了《什麼是舞台》以及《人約吉場後》,又以「藝術學校」的概念策劃了一系列的活動,有了自由空間版《梁祝的繼承者們》,有了《開課:時老師自修室》。而直到2021年,世界因為疫情而徹底改變後,《寶玉,你好》才終於結出果實。


而對林奕華來說,沒有之前幾年與西九的合作的積累,也許不會有《寶玉,你好》。尤其是連續兩年的《什麼是舞台》中對「舞台美學」的探索,直接將他的創作推到重要的轉捩點。「我不會再去講一件事情叫『布景』,而是會核心地去思考什麼是空間。雖然以前都覺得知道這個,但是要回到核心去思考,想它的材料、質感……16、17年那兩年的時間,不只是研究Jan Versweyveld和Jan Pappelbaum,還看了很多其他的,做了很多功課,我的世界大開。一大開,就對自己有懷疑--這個語言我很熟悉,怎麼編排怎麼使用,但是不是要繼續就這麼下去呢?於是17年做完《聊齋》後我有個奇怪的感覺:this is the end of something,你要turn the page了,但那個page是什麼呢?」於是18年,他開始構思《一一》,電影怎麼向舞台轉化?他把他把它想像成一個音樂協奏曲,而不只是一個家庭戲。而到了後來的《一個人的一一》,又或是現在的《寶玉,你好》,他不再想用傳統的劇場理念來建構作品,而是更重視作品的心理結構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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