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7《一個人的一一》預演後:戲劇顧問訪問|徐硯美

《一個人的一一》今年二月在非常林奕華辦公室完成初次預演和影像版錄影後,除了兩位演員,團隊也邀請戲劇顧問徐硯美進行訪問,聊聊這次創作的經驗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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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覺得做一個爸爸跟做《一個人的一一》創作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硯美:如果說做創作,或者創作《一個人的一一》跟做一個爸爸最相關的話,其實是從一開始就要把很多的預期先放下來。我覺得有了小孩之後,剛開始很多時候你的期待會很大。可是你的期待越大,你越會感覺改變來得很慢,但當你把期待放下的時候,改變來得往往超過你想像的快。所以,我反而一直會想如果你的期待很大,其實你心裏一直預設你要看到甚麼。


舉例來說,先從做爸爸開始說起,大家覺得大概要在甚麼時候小孩應該要講話,小孩應該要講甚麼話,然後小孩應該要給予你甚麼樣子的反應,甚至我記得我小孩有一段時間非常容易用尖叫跟你溝通,然後那種尖叫會讓你覺得受不了,可是那真的只是一段時間,過了那段時間之後,她又換另外一種溝通方式,所以你真的在那個當下就說我受不了,定義說她就是這個樣子,那我想有很多事情,你也沒有辦法再跟她溝通了。


創作《一個人的一一》,開始的時候,每天我都會做很多排練日誌紀錄。其實每一天的開始,你知道有一件事會發生,但你不知道它會去到哪裡。中途你會覺得好像有些問題你找到了,可是轉一個彎,我們看了一個影片,它又開啟了另外一個話題,或是演員講了甚麼,我們就又去到另一個地方。但很有趣的是可能十天、二十天之後,我們做一個回顧,很多東西都跟我們當初有想要談到的東西切合。那個過程,不是那麼快,直接從A點到B點就這樣到了。我們可能去了XYZ,然後才突然回到B,你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這種感覺很特別,那種時間感跟你只是看著一天一天的進度那樣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說第一天我們就把文本定下來,然後第二天演員要學會甚麼,我覺得那樣的創作比較像是在填格子,那種給你著色的格子。這格畫紅色,那格畫綠色。但我們的創作一直都保有一種彈性、有機性(Organic),其實跟我們看到一個小孩生命成長很相似


我女兒最近開始上一些課程,她要做一個勞作。因為快過年了,老師叫她做一個年獸,那個年獸頭圓圓的,有像獅子那樣的一些鬃毛。她跟我說那個不是年獸,那是一個太陽爸爸,然後她會用這個東西跟我講很多故事。假設我只是覺得她做到了甚麼事情能讓我開心,我不會覺得我真的那麼開心,反而覺得她透過這個東西有很多想像,給自己創造很多的故事,比起她達到「做好一個勞作」,反而讓我更看到她的成長,看到她的腦袋裏很多東西被連結起來的感覺。


創作也是一樣,我覺得要創作一個作品,因為這個作品叫《一個人的一一》,我們全部都在找它跟《一一》的關係,只有這樣子的話,其實每一次創作可能都只是一個文本怎麼變成一個作品。可是走過了中間這麼多的路,我不會覺得它只是一個作品,我覺得它裏面折射出來很多演員、導演、整個創作團隊所有的那些每天八到十個小時的分享,然後這些東西不像是做出一百分鐘的作品就能夠全部包含進去的,反而是可以折射兩個月的過程,甚至把這兩個月的過程再折射到很多我們經歷的事情,所以時間的跨度就是非常不一樣。


Q:你剛才提到創作的過程就像看著一個小孩長大,不能有太多預設,這是非常需要耐性的。你覺得作為一個戲劇顧問,就要用這種耐性去幫助一部戲的成長,那麼導演相對來說就像一個小孩嗎?你怎麼看戲劇顧問和導演之間的關係?


硯美:當然戲劇顧問有各式各樣的,但我覺得我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導演所想的事情,他的分享,透過自己的經驗,融合在一起,再重新詮釋一次。那個過程就像給小孩一面鏡子,但是這面鏡子不是只讓他看見他自己,而是其實告訴他可以看哪裏,然後在外面的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可能有這樣一個東西。


我盡可能捉住的重點是生命經驗,一個導演他可能在各方面的經驗比我多,可是我只要捉住我自己有的生命經驗,跟他的生命經驗接軌,以至於這兩個事情被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創造出一些Idea(意念),然後這些Idea(意念)又可以跟演員、設計師有怎樣的交流。譬如說我每天在整理那些排練日誌的時候,其實最喜歡的是捉到我們那一天問過甚麼樣子的問題,我們怎麼找到那樣子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可能是在導演的生命體會裏,或者在我的生命體會裏也有的。然後這個問題又是我們共同覺得在這個當下,或者長久以來可能我們覺得不止一個社會,可能是人類本質性的問題。我非常享受找到這種問題的過程,甚至你說它是不是只為了做出一個作品,像我剛才說的一個作品可能九十分鐘、一百分鐘,或者三個小時,可是我覺得找到那些問題的時間的延長性,可以非常長。


它就不止像一個耐心的父親跟小孩之間的關係,它更像某一種啟發者與被啟發者之間的關係,它裏面存在著彼此之間互相不斷的啟發,所以他們有很多角色的互換,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都在前進,就像水沒有停止流動那樣。


Q:按照原計劃《一一》舞台劇會在2019年年底發生,你覺得它跟到現在2021年以《一個人的一一》這樣先行版來面世,兩者會有甚麼不一樣嗎?


硯美:如果這齣戲發生在2019年,跟它發生在現在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那個時候全世界的人或者局勢就像一台很穩定的列車在往前走。雖然我們看到很多社會的問題,但是我想不會預計到整個2020年是這樣子,任誰都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說出我們的未來到底在哪裏。


在2019年,我們可能會找很多已知的現象跟文本。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一種創作方式,現象跟文本之間的關係,去創作那個時間的對話。可是現在2021年,最重要創作出的對話是你怎麼跟你未知的未來對話。因為那台列車的方向不再只是一條直線,是好像真的停在一個月台上面,所有人都在問「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去哪裡?」可能有人就會走下車說他不要再往前,可能要往回走,有人會說要在這個月台上面等等,有人會說不管了,現在就要往前走,有人說沒問題,我有一個地方要去,我又上了車去別的地方。


簡單來說,突然間大家變得蠻像「一個人」,所以你要必須自己給自己一個接下來要往哪裏走的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其實是從你要問自己甚麼樣的問題開始。我覺得這個東西在經過2020年,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明顯。你要自己在每一天,或者是接下來要面對的未來裏,都需要問自己問題,然後你才能再往前走。沒有辦法告訴你說去信仰一些甚麼,因為很多你所信仰的東西都在各種不確定中開始崩解。你要做得到的事情,原來預計要做的事情其實都會產生改變,所以每一天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問自己問題,然後才能往前走。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可能到了現在,以前是問現象問題,現在更多的是問自己問題。


Q:《一個人的一一》改編楊德昌(Edward Yang)電影《一一》,由林奕華(Edward Lam)擔任舞台劇導演,一部Edward X Edward的劇場作品。根據這次創作經驗,你怎麼看兩位Edward之間的關係?


硯美:兩位Edward中間最有交集是他們對於時代的敏感,乃至創造出一種對於時代的敏銳,這種敏銳還是來自某一種對於文化深層結構問題的質疑。舉例來說,我覺得楊德昌導演對於華人的儒家文化、倫理、家庭、經濟架構、政治有很深的質疑,就是這些東西到底把我們帶到哪裡去。如果這些東西一直存在我們的文化裏面,先不說我們引以為傲,可能是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到了現代它們似乎沒有辦法再把我們推進,而成為一直拉住我們的。


跟林奕華導演合作這段時間,從2014年到現在,這些問題也是我們一直在問的,就是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一直以來抓住的東西,到底把我們帶到哪裡去。例如創作《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的時候,當時微博才剛開始,可是我們沒有想到接下來這些自媒體發展得這麼快。後來做《心之偵探》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些問題,就是偶像和粉絲之間的關係、網路上的霸凌、暴力,沒有想到兩三年之後,這些問題好像以倍數計在成長。我常常覺得這種對於時代,或者整個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一種關心和敏銳,兩個人最相似的地方還是來自蠻多的「受苦」,就是在這樣子的集體當中,其實是一個受苦的個體。作為這樣受苦的個體,才會問出:為甚麼我們每個人都活得這麼辛苦?為甚麼現代人會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那麼不快樂?


我自己在看《一個人的一一》,或者電影《一一》的時候,我還是對敏敏這個角色在說「我們為甚麼只有那麼少」這件事情很有感受。我感受到的是很多東西沒有辦法留住,很多經驗在快速變薄,然後很多東西一直被替換,可是好像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被替換掉之後就好了。我想這是楊德昌導演感受到的,也是林奕華導演感受到的。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做這樣子的作品,其實都是在找出我認為不管時代怎麼在變,那些一直沒有改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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