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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一一》:讓障礙變成自由,局限變成無限

文/林奕華


由2017年與彭鎧士女士談演出《一一》舞台版,敲定2020年五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十二月上演台北場,到2020年先是香港因疫情場館關閉,必須延至2021年五月才上演,又因創作團隊不能飛台,台北場也要延至2021的十二月。但在2020年入秋,疫情帶來的變數仍不可估,要維持《一一》原定的規模進行創作,風險之高,不是自負盈虧的製作單位可以承受。在一次工作會議上,就New Normal 這理念伸延出之後常用的創作方針:為什麼不可以把障礙變成自由?讓局限變成無限?


《一一》,便是在這情況下,轉化成 《一個人的一一》。

「一個人」這概念,是當世界進入隔離,停擺時,我在當中找到的啟發。其實早在疫情出現前,現代人於「在一起」與「一個人」之間,已有說不盡的愛彼為難,只是沒有想到,問題會在措手不及之下,成為再也不能逃避的局面。「相見不如懷念」是我2017-19年度演出的 《聊齋》的主題,封箱之後,當我還在想《一一》該怎麼創作,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改變,作為千萬人中的個體,我只能「接招」,但回心一想,「招」字可圈可點,它不就是主動精神的體現?


我覺得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很重要,因為觀眾不會在電影的尾聲得到任何結論。相反,結局才是觀眾自己和自己對話的開始。腦對心,過去對未來,情緒對情感。以《一一》為例,NJ 一家人經歷了一場家庭破碎的危機,觀眾從電影院帶出來的是什麼呢?便是對於主動性的省思。當中最主動的,非6歲的洋洋莫屬,他,象徵了好奇,嘗試,實踐,以至與人分享的重要性和意義。「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這個孩子長大後,會不會成了一位電影導演,叫楊德昌?


《一一》是楊德昌導演2000年的作品。二十一年後,因客觀上不能把它足本搬上舞台,反而通過《一個人的一一》我才發現 《一一》對當下的我們的心情和處境原來早就看得透澈。「一」,就是開始,楊德昌導演的每部電影都指出了「翻篇」的必要,但在他七部半的作品中,唯《一一》 的結尾才有點出「未來」的可能性,那是一個6歲的孩子對長大的期待。


長大,在他眼中並不只有「變成大人」的單項選向,卻可以是藉著好玩的方式,「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未來。


由我不害怕邁出主動一步開始。


「這是和楊德昌相遇的最好時間。」​



20211002 [轉自臉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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